1895年，由晚清重臣、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大营门外沿用原梁家园村博文书院旧址（今河西区海河中学）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文中除“第四节”外均称北洋大学），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这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国立新型大学，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和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特别是从我国新文化运功至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列强、侵略和封建军阀专治的统治，北洋大学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定地站在时代的潮头，积极探讨、践行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革命书籍、成立各种爱国组织与团体、出版红色文化报刊、下厂下乡为工人农民宣传演说、组织反帝反封建示威游行、开展大规模集会声讨、选派代表上书请愿等多种活动方式，广泛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不懈奋斗与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革命的胜利高歌呐喊，孕育出一批具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改造中国强烈愿望、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充满蓬勃朝气、坚定忠贞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志士，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乃至我党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一

     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大学在历次爱国学生运动中每役必从，始终战斗在最前列，是天津高校重要的骨干力量之一。

早在1915年9月，革命先驱陈独秀满怀为求得一代青年解放思想的远大志向，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是年冬，张太雷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北京大学转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与同学们一道参加反对袁世凯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从此，北洋大学便成为他从事天津早期学生运动、创建地下党组织的革命生涯的起点。1918年，张太雷与李大钊建立联系，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北洋大学带来了曙光。当时，京、津两地均成立学生救国会，张太雷被推选为北洋学生代表、天津学界的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北洋爱国青年学生参加反对段祺瑞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举行，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曾在北洋大学头等学堂毕业的高才生王正廷，受孙中山选派，作为南方政府的代表加入了“中国代表团”。是年2月，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张太雷不顾学校当局的控制，以北洋法科学生为骨干，发起组织成立了爱国青年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即“社会改造社”），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革新政治的途径。他坚持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引领北洋有志青年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4月底，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凡尔赛条约》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坚决反对。5月2日，北洋大学闻讯后，全校师生集会，速打电报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对王正廷等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所持的态度“表示全力支持”。5月4日，当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点燃了反帝爱国烈火，其势如暴风骤雨，闪电般地席卷全国。5月5日，北洋大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南开中学、成美中学（今汇文中学）等校的学生最早起来响应。北洋大学奋起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率先连发3份电报：致电北京大学“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即“北京学生举动情殷爱国，所拘十九人恳请释放”；致电上海南北和议代表“北京学生警告曹（汝霖）、章（宗祥），情殷爱国，政府拘留十九人，乞速电请开释。”同日，北洋大学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5000人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筹商营救北京被捕学生的办法。据《益世报》记载，北洋大学6日曾致巴黎和会中国专使电：“巴黎胡公使转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各专使钧鉴：‘为谋世界悠久之和平，贯彻公理战胜之精神，青岛、胶济应直接返还我国，二十一条条约亦当然废除。务望诸公力持到底，不获所愿，不签合约。全国人民实同此意。北洋大学全体学生同叩’。”一纸电文，使北洋学子王正廷倍受鼓舞，深感并非是他一个人在坚守着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之心，身后有天津母校师生、乃至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在北京政府授意签约之紧要关头，巴黎和会的消息正是王正廷抱着“势必死争”的信念，维护国家主权，不惜违背禁令，通电国内彻底揭露反动政府的训令，阐明一旦签字将“气馁势孤，永劫不复”。北洋大学热血青年慧眼识破英法美日意等国的强权政治，旨在实现其列强重新分赃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之目的，全校师生奋力坚守对中国主权的捍卫，并在第一时间给多方致电的爱国举动，受到津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5月6日，北洋进步学生张太雷、孙毓麟等组织联络官立、私立中等以上10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学生近千人，齐集北洋大学礼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议组织“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举行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示威游行。北洋学生队伍走在最前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誓与北京学生站在一起，共赴国难，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斗争。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各大中学校的万余名爱国学生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警察厅派出数百名保安围堵学生，禁止游行。在张太雷的带领下，北洋和直隶女师等校的同学冲在队伍前头，到省长衙门请愿。同学们打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反帝爱国标语，齐声高呼“打倒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霎那间，呐喊声和口号声响彻津城大街小巷。在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潮中，时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赵天麟、学运领袖张太雷等人，置反动政府以高压手段煽动迫使北洋学生停止爱国宣传于不顾，依然支持学生走上街头，集会讲演，与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紧密配合，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5月12日，北洋大学、成美中学、南开中学等15所大中学校，参加各界群众2万余人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的追悼北大烈士大会。同学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杀卖国贼”“唤醒同胞”小旗子进行集会声讨，强烈谴责军阀政府的残酷罪行，受到醒救国人、同仇敌忾的社会效果。5月14日，北洋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13余所学校代表在水产学校（今水产前街41号）召开会议，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津学联”），并通过学联《简章》。张太雷被选为学联决策机构评论会评议长，主持讨论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事宜。5月23日，在学联领导下，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毓麟、校游行队伍总队长陈泮岭组织联络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万余名学生，在南开学校操场集会，议决全市各校进行联合总罢课抗议行动。会上散发罢课宣言，历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种种罪行，声明“抵制日本，且杀尽卖国贼以自救之”。天津学生的这次总罢课行动，声势浩大，轰动全国。天津学界开展总罢课期间，北洋大学组织成立44个反帝反封建爱国讲演团。张太雷率领演讲第二团的林汝植、陈汝良、李则良等同学，冲破警察、教育两个厅的禁令，赴塘沽工厂农村进行多场讲演。向各界群众宣传工农大众遭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及谋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罪行，唤醒当地民众的思想觉醒。

6月5日，是天津爱国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天。在津学联的统一布置下，北洋大学等19校近万人，一大早就齐集南开学校广场，进行宣誓仪式。号召全市爱国青年“即至牺牲生命，亦期挽救爱国同志，及唤同胞共扶危局”。这些要求，成为北洋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下午，北洋大学孙毓麟，会同兄弟校的代表向伪省长曹锐请愿。当路经大胡同时，见省公署前的金刚桥已经吊起，阻断了学生过桥，足见反动当局何等恐慌。学生代表冲破警察的包围和拦阻见到曹锐后，围绕声援学生的抗议行动，展开对话。曹对代表提出的条件拒不作答，只是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代表对此语极力反对，曹甚至骂道：你们“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种种危险。”代表当面揭露了省长的卖国嘴脸，坚持不达罢课目的决不上课。

北洋学生运动的怒涛，使军阀政府惊恐万状，不断加大对该校的监视管控力度。警察厅在校内贴出告示：“禁止学生演说、游行、散发传单及各种图画情事；派警察在校门囗巡查，不准学生出入校门，违者逮捕法办。”针对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张太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倾校突围，外出演讲。7日上午，北洋学生列队出发，在校门囗与森严把守的警察发生冲突。张太雷率七、八十名同学奋力突围。巡官见状，呜笛警示，集合警察持枪猛追，打开刺刀对准学生，气势汹汹地对学生进行威胁恫吓。巡官派人电告省府，速调步兵马队前来镇压。但学生们毫不畏缩，与警察对峙起来。校学监闻讯赶来劝阻，学生才返回校园。刚回校片刻，衙门二、三百名步兵马队赶到，把学校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如临大敌，使这所人文荟萃的高等学府，一变而为监狱牢房。反动政府的镇压终究阻挡不住爱国学生点燃的革命烈火。8日13时，张太雷和演讲团的同学身掖传单，袖藏小旗，巧妙地溜出校园，摆脱了军警的监视。各讲演团分散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繁华的街道上，意气激昂地进行讲演。听众鼓掌不绝，连警察听后也打动了心弦，对学生演说未加干涉。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结队游行，行进到市总商会门囗时，派代表会见叶兰舫会长，要求全市的商人罢市。在同学们的强烈呼声下，叶答应召开各行商董事会，组织商人上街罢市。队伍来到省公署，提出与省长曹锐交涉，曹不敢露面，先派副官出见应付。同学声明非见省长不可，曹又派教育厅长出来，学生仍不答应。曹被迫接见了张太雷等11位淡判代表。代表开门见山地质问曹：为什么摧残教育，指使警察把守校门，把学校变成监狱？为什么没有言论演讲自由？为什么派侦探跟踪学生等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曹张口结舌，无言应对。张太雷义正辞严地向曹提出：必须答应尽快撤退把守校门的军警，允许学生自由地在街上宣传演讲等项条件，终迫使曹不得不从。最后，代表当面通知曹锐：“明天（9日）在河北公园开会，请省长派兵维持秩序”。在革命正气的威迫下，曹当面接受。9日13点，北洋大学参加在河北公园举行的天津各界群众2万人公民大会。大会决议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国贼、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号召教育、工商、妇女、新闻、宗教各界团结起来；商界实施罢市，响应上海罢工、罢课、罢市运动。北洋大学主动与天津产业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进行爱国宣誓仪式。10日，天津商会组织全市店员总罢市，连人力车夫都行动起来开展罢工。北洋学生不惜长途跋涉，冲破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和拦阻，与商界店员参加游行。同学们在北大关街头里巷和商店门口手持木棍站岗放哨，每2小时换1次岗，指挥车辆行人，维持市面秩序。北洋学生“持棍站岗”的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城，使得卖国政府十分恐慌，连夜派人赶赴天津，以威胁恫吓学生相利诱，对学生进行打压。然而，反动政府企图以此来阻止学界罢课、工人罢工、商会罢市的目的并未得逞。天津塘沽码头工人坚决拒绝起卸日货，实施全员就地罢工；3个火车站的铁路工人，联合奋起举行罢工运动；天津商界的罢市行动更是不断深入。这些正义行动，吓坏了天津军阀当局，给专事贩卖日货的奸商及日本帝国主义以无情的揭露和沉重的打击。

迫于全国各地群众革命行动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于 6月12日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北洋学生口诛笔伐，呼吁政府拒签巴黎和约。18日，在市学联的推动下，在工人阶级、商界参加运动的影响下，“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北马路前进里宣告成立，北洋大学校友马千里当选为副会长。在运动中，面对反动政府策划的恶毒阴谋，强令学校提前放暑假，借以瓦解破坏学生运动。马千里团结动员进步学生、工人、妇女等各界群众投入爱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合作成立“抵制日货委办会”，张太雷以学生代表参加该会工作。他带头深入城厢各店铺，对商标、包装、品种逐项检查，与各行业订立抵制日货、禁止米粮出口的公约和办法，断绝日货来源，给日本经济侵略以沉重打击。28日，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奋争下，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北洋大学集会庆祝，欢呼胜利。“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句话，正是北洋学子王正廷的肺腑之言、奋斗之果。至此，历时50余天的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取得决定性胜利。天津学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北洋、南开大学等学运龙头校，仍是引领津门青年学生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排头兵。

8月23日，为抗议山东军阀马良屠杀爱国群众的暴行，天津近千名学生抵京，会同北京3千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戒严令，撤换并惩办马良。天津各界联合会推派代表组成请愿团，与山东、北京代表到总统官邸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下午，徐令卫戍司令部、警察厅调动2千武装军警驱散学生队伍、逮捕了25名代表。反动派的凶残激起学生和群众的义愤。张太雷带领学生火速赶赴北京，组织领导营救被捕代表的斗争。在新华门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中，张太雷怀着准备奋斗、牺牲的精神，发表演说：“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满腔热忱唤起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觉醒。斗争坚持到第3天, 警察厅又持枪逮捕了天津学联负责人马骏。张太雷和请愿学生仍坚守轮番演说、散发传单，揭露和痛斥反动政府的罪行。在津、京、冀等爱国请愿团体的共同抗争声讨营救下，迫使反动当局于8月3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9月16日，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在东南城角草场庵成立，北洋学生谌小岑为社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9月下旬，为继续抗议山东马良杀害群众的暴行，天津各界选派10名代表组成请愿团再次晋京请愿，北洋校友马千里参加了请愿。10月1日上午9时，京、津、鲁请愿团32名代表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徐派人同请愿团交涉，相持到下午7时许。徐竟令百余名军警，当晚把32名代表押送至警察厅非法关禁起来。代表们在狱中勇敢抗争，宁死不屈。在全国爱国团体的声讨和抗议下，徐释放了被拘禁达38天的请愿代表。10月10日“双十节”上午，北洋等大中学校和市民2万余人齐集南开广场，举行天津历史上首次国民大会。警察厅长扬以德恐惧万分，速派几百名警察把守广场出囗。到中午时分，学生队伍手持标语小旗，高呼口号，冲破一道缺囗，相拥而出，直奔警察厅，要求厅长出来答复同学的问题。扬以德动员各校校长劝诱学生回校。抗议队伍一直持续到半夜，北洋学生回到西沽校园天就快亮了。20日，马千里等率领2千多学生和万名市民聚集东马路青年会，直奔省公署见曹锐。马千里等11名代表，强烈要求省长严惩镇压爱国学生的罪魁祸首。经严正交涉，曹对扬以德绳之以法，撤换了其警察厅长职务。12月10日下午，在北马路总商会院内，隆重举行“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津新学联）成立大会，500余名男女学生代表参加会议。经选举，推选出43名评议委员会评议员，张太雷被选为新学联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新学联这一革命进步团体的产生，掀开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团结战斗的新篇章。20日，北洋大学参加在南开操场召开的天津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民大会，10万民众愤怒声讨日本侵略山东，抗议日本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枪杀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和市民的罪行。北洋同学现场目睹了焚烧查获的10多辆卡车日货的情景，怒火燃烧，气冲霄汉，纷纷抢着散发“大会特别传单”，举行示威游行，把开展以声援山东、福建人民，发动商店店员为主体的抵制日货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是年底，由北洋大学学生会创办的《北洋大学日刊》出版。这纸每逢罢课后出版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0年初，直隶军阀和天津警察厅对学生爱国运动采取极高压政策。1月23日，天津新学联委员在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商号查出隐匿日货不报之事，当学生发现后，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毒打殴伤学生。翌日，警察保安总队再次毒打爱国学生，并逮捕了前往省公署和警察厅交涉的各界联合会负责人马千里等24人，被强行关押到警厅拘留所，查封了爱国团体。29日，北洋大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数千名学生和各界群众，经金钢桥过金华桥，直冲直隶省公署请愿。慑于各校展开斗争的声威，省长曹锐却深躲不出，非但拒绝出面相见，反令全副武装的军警动用大棒、枪托、水龙头血腥镇压学生，有60多名学生在与军警搏斗中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酿成津沽骇人听闻、轰动一时的“九一念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政治事件。北洋的谌小岑参加了请愿斗争，担任后勤交通任务。他见状连忙跑到法租界打电话，向北京学联报告。流血惨案刚过，他又速向北京发送“通讯稿”，并油印寄发各地学联和报馆，呼吁声援天津学生运动。自1月24日至2月8日，反动当局逮捕拘押了周恩来等各界代表及学生20余人。至4月7日，除有病或年幼等原因被保释者外，其余被拘的21人被移送至地方检察厅。在身陷囹圄的艰难环境下，周恩来6次向狱中的革命勇士讲授马列主义课，进行绝食等形式的斗争，终于本年7月17日全部获释。周恩来在狱中亲自撰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手稿，经马千里修改后，在《新民意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天津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响。

经过“五·四”运动这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北洋大学爱国学生与全市青年学生紧密配合，团结工人阶级和其他各个阶层，发挥了先锋队作用。不仅带动天津广大爱国青年齐心奋争，推进我国历史空前规模的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成为胸怀远大抱负的革命战士。

二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北洋大学已经有了中共党员，有的同学参加了天津二区委学生支部工作。

1920 年10月，张太雷在北京加入李大钊发起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11月初，北洋学生谌小岑经李大钊派遣，与张太雷在特别2区大马路（今建国道91号）一家裁缝店楼上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有北洋学生吴南如，并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团章，是我党成立前夕建立较早的地方团组织之一。此后，张太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赴长辛店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1921年1月4日，在北洋大学教授、俄共（布）党员鲍立维（柏烈伟）的帮助下，青年团小组成员谌小岑等在天津创办专供工人阅读的《劳报》，行销至唐山、南囗、长辛店等地，成为天津首份工人运动的刊物。1923年，谌小岑参加从事妇女运动的进步团体“女星社”，并创办《妇女日报》。该报曾为北洋大学爱国学生运动发声，发表刘清扬《北洋大学运动的我见》文稿。是年3月26日，津埠各界、各团体市民20余万人齐聚南开大操场，召开“力争旅大还我国土”市民大会。此日为中国旅大收回日，而“日本指而不与，并拒绝我否认拒绝二十一条牒文”。北洋大学带头与汇文中学、南开学校等10多所大中校学生冒雨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集会。同学们高举校旗，呼喊着“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还我国土”等口号，经南马路，东马路、水阁、毛家夥巷、锅店街、估衣街、竹竿巷、针市街、北马路、东门，直到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天津《益世报》报道了大会消息:“援助外交，为国民最有价值之运动，更足增国家之光荣。”

为加速建立天津地方党组织，张太雷等共产党人进行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1924年5月4日，市学联在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中山堂”（黄纬路五马路一带）召开700人参加的纪念五四大会。会议讨论了两个议案，其中“援助北洋大学学潮”议案被列入重要议程，推动了北洋大学学生运动的开展。是年9月，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长春道普爱里21号址）建立了津门第一个党组织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从此，天津党组织走上发展轨道，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了前进方向，为北洋等学运龙头校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带来生机和活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1925年，上海日资纱厂资本家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残酷杀害工运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天津援沪活动风起云涌。天津地委发动大中校学生，联络工人与其他团体，进而“唤醒市民，一致行动”。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率先行动起来，发表《宣言》，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并组织学生先后参加了6月5日、14日、30日天津3次市民大会，发出“誓死与英、日断绝经济关系”等铮铮誓言，激发了学生反帝士气和革命爱国热情。北洋学生联络其他大中校连日举行罢课活动，支援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五卅”风雷，声震霄汉，激荡津门。在北洋大学等校的带领下，天津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忱愈加高涨，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

三

大革命失败后，我国革命进入最为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北洋大学继续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促使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亡国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愈加唤起北洋广大师生对日军侵略、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及“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愤怒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时任机械系教授王季绪，为抗议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愤而进行绝食斗争，以示抗议，并通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校领导的义举，为之震动，立即得到全市学生的支持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函电慰问，各大报纸亦发表他的消息和社论。当时，北洋大学师生抗日呼声十分迫切，率先成立华北学生第一个抗日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校学生会召开大会，一致决议派代表赴南京政府请愿。请愿团一行经过诸多挫折和斗争抵达南京时，蒋介石虽被迫在市党部礼堂接见了学生代表，但蒋竟用“读书救国论”掩盖其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当场回绝了代表提出一致对外、抗日救国要求这一实质性问题，最终请愿无果。接着，同学们纷纷要求上街游行，亦遭反动军警百般阻挠而未成。请愿学生怀着失望、抑郁和愤慨的心情北返津城，正赶上天津陷入恐怖状态，学校被迫停课。校方租用法租界“大陆货栈”，才给回津同学安置了临时避难所。北洋大学这次南京之行，沿途目睹了许多残酷的现实，心潮澎湃，更加觉醒起来，深感只有指望共产党，积极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途径，才是唯一正确的光明之道。日军侵华事件后，北洋师生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亡，千百万劳苦大众遭受蹂躏的现实，把深入军营开展慰问、捐送、劳军等活动、支援抗日前线作为头等大事来做，还开展了抵制日货、反对日军武装走私的斗争。是年9月24日，北洋大学等2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的40余名代表在河北公园召开会议，成立“天津学生抗日救国会”，北洋大学被推选为15所执行委员校之一。学生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影晌深远，“彷徨苦闷、忿愤胸膺”的莘莘学子有了主心骨。

1932年，天津抗日救国组织和团体相继成立，抗日呼声愈加高涨。北洋学子忧心国家大事、民族利益及革命前途，主动开展阅读进步刊物和社会科学书籍的读书会活动。成立“社联”“荒火社”等进步组织与社团，一些同学在党领导的天津进步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组织与团体以进步学生为骨干，以读书研究为号召组织起来的，起到传播进步思想、联络校友、积蓄扩大进步力量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3年初，北洋大学发展赵庭良等一批同学入党，建立了校模范支部，全校的进步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校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亦恢复健全起来，选举刘锡珍、黄诚等为领导成员。学生会适时开展反对校当局拼凑内战经费、取消“贷书制”的斗争。

1935年，日本策动制造华北事变。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洋大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曾在北洋预科读书、为校学生自治会成员的黄诚同学，也是清华抗日救国会主席。救国会在《怒吼吧》创刊号上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黄诚作为学运领袖，怀着满腔沸腾的热血，带领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华的野心。11月底，天津市委恢复后，帮助北洋大学组建党支部，加强校领导力量，使全校的学生运动更加高涨，成为津城学生运动最主要的力量、最活跃的高校之一。12月初，北洋联络南开大学、法商学院等10余所大中学校5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在南开操场召开的“一二·一八”罢课大会，痛斥国民党妥协退让政策，揭露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当日，学生游行大军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唱起抗日救亡歌曲，向市民、工人和店员宣讲抗日救国道理。这次天津学生大游行是全国第2个发动学生运动的城市。

1936年1月2日，北洋大学积极倡导京、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建立。经两地学联决定，利用寒假共同组建宣传团，分别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组织第1至3分团，天津组成以北洋大学、法商学院等校为主体的第4分团。天津团冒着寒冬，出北仓、汉沟，赴武清、安次、永清、固安等地。一路上采取文艺、演讲、访谈、办农民夜校、召开专题会议等形式，向广大农民进行共同抗日、救亡图存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结合华北危急的形势，在街头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目，激发了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各分团在保定固安会师时，团员们一致同意北洋张多疆同学提出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团体，以担负起革命使命的倡议。2月16日，平、津团回到北平马神庙北京大学三院红楼时，召开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保定提议，宣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由于该组织是党直接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会议严格规定了秘密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平、津学生这一爱国行动，如星火燎原，席卷全国，拉开了全民抗战的雄壮序幕。之后，北洋大学成立“民先队”组织，徐瑞恩、张多疆、刘讷同学参加了市民先队和市学联的工作，并领导校学生会和民先队出版《北洋学生》《民众周报》等进步刊物。为此，同学们心潮澎湃，充满豪情壮志，兴奋地唱起《国际歌》，相互激励奋勉，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的更加紧密。5月28日，北洋大学等大中学校万名学生会师官银号，参加天津召开的市民大会，举行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和屠杀我同胞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中，北洋大学有的同学登上世界书局二楼发表演说；有的同学爬到电车顶部向涌入街头的市民群众散发传单。队伍到达南开操场时，通过《团结抗日宣言书》，决定罢课3天。这一震动津沽之举，提高了党在学生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威信，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6月中旬，天津学生运动处于高涨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北洋大学等校提前放暑假，并调动军警和特务包围学校，搜捕学运积极分子。针对反动当局对学生的镇压，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议定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按任务分工，北洋大学与三八女中负责津郊王兰庄村的义教点工作。工作队负责人为北洋大学张多疆，义教队还有徐瑞恩等10余名北洋同学。王兰庄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佃户，地瘠租重，专靠熬硝盐维持生计，加之屡遭保安、盐警队的盘剥和日寇的扫荡，村民生活极端贫困。义教队驻村后，深入各家各户调查研究，展开以抗盐税为代表的斗争，保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下地劳动、与村民促膝谈心、举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编演抗日街头剧《一颗炸弹》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齐心抗日，使农民的阶级觉悟得到普遍提高。经过义教队员的辛勤工作，在王兰庄这块土地上播撤下革命的火种：发展刘振奎等10名农民入了党，帮助村里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培养一批青年农民成为抗日骨干，组建了津门西南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暑期结束前，在校当局找茬打压进步学生的情况下，北洋大学地下支部宣告成立，张多疆任书记，并发展一批同学入党。钱万生被选为“华北学生联合会”常委，傅景洪参加了天津地下区委和校地下支部的领导工作。至“芦沟桥事变”前夕，全校“民先”队员发展到60余人，占在校学生人数的六分之一，革命队伍逐步壮大。该校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借津门学运声势大、蓬勃发展的东风，主动向工农兵方面开展工作。许多民先队员坚持在柳滩等地举办夜校，向工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工人中扩大影响，在农村中开辟阵地。按照“天津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的意见，组织同学开赴津郊西姜井，开展野外游击战法训练，强化行军演习；前往绥远前线进行实地慰问、演出、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军队抗战保国，使大多数同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攻陷天津后，北洋大学遭浩劫，被迫西迁入秦，走上抗日救亡新的战场。

据资料显示，芦沟桥事变后，从北洋大学前往西安的学生人数约占应到人数的70％以上；学校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除有的参军、奔赴革命根据地、南下的外，去西安的仍占有较高比例。曾就读机械工程专业的史绍熙同学，民族灾难冲破他伏案苦读、急于求知之心，一度投身于救国洪流，参加了江苏家乡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工作。当得知母校内迁的消息后，他毅然奔赴西安，完成未竟学业。当时，暂留在天津的北洋部分学生，以流亡学生的名义，离津会聚太原、南京等地，组建“平、津流亡同学会”“天津流亡同学抗敌后援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流亡太原的同学，分别进入晋察冀边区、晋绥、晋西北、太岳区等抗日革命根据地；流亡南京的同学，由于遭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奔赴太行区等抗日根据地；张多疆、傅景洪等学运骨干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国统区任职的同学也果断弃职，前往抗日前线。

1937年8月，以北洋大学等4所高校为基干，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在临大期间，校党支部继续领导学生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创办抗战刊物《西安临大校刊》《平津学生》；发展钱万生、刘天民、牛宝印等一批同学入党，党的力量得到加强。为把联合体校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推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地下党员和民先骨干首先组织各校成立同学会；在此基础上，统一建立联校“学生抗敌后援会”。平津各校的民先队员还组成平、津民先区队。在“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民先区队制定抗日救亡宣教计划，与西安学联共同组成8个街头宣传队，分赴县城乡村，围绕形势与时局、国家观念与服兵役等内容，为民众进行抗日动员讲演。并为群众演出《芦沟桥》《流亡三部曲》等革命剧目，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10月，西安各界人士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周年大会，大批临大学生参加了会议。师生们还冒着寒冬，参加西安各界人士举办的抗日动员大会，进行游行演讲活动。西安平津同学会和“临大”适时开设军事教育训练必修课，组成3个战地服务团，深入国民党部队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前线将士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938年3月，“临大”千余名师生怀着对日寇的憎恨和报效祖国的志向，辗转南迁，抵汉中、城固、沔县（今勉县）等地。4月，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是我国抗战时期在西北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陕南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教师住茅草屋生活授课，学生驻“七星寺”挑煤油灯夜读。许多具有爱国情操的学生，在祖国危难之时，并非闭门苦读圣贤书，而毅然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来。广大师生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攻克科研项目，取得诸多科研成果。一方面把学校命运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相结合，肩负起开发西北、奠民族复兴之基的历史使命，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同学们通过组建读书会、演讲会，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有些同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各界救亡团体举办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研讨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师生们还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组织话剧团，在汉中大剧院演出《回春之曲》；组织歌咏队，下乡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成立漫画班，创作抗日漫画，制成展牌，在街头、学校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信心。全校学生积极开展募捐、献金、义捐、义卖活动。当许多女同学得知前方抗战将士急需鞋袜的消息，3次进行义卖，一针一线地缝制成鞋袜，捐赠给抗战将士，谱写出战时山沟沟里高校的壮美诗篇。此间，“联大”率团赴华阴、潼关、大荔、平民、朝邑等地前线劳军，为西北青年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及绥远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爱国学生。教育部撤销西北联大后，于1939年8月成立“国立西北大学”，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党员发展到100余人。西大抗日进步社团不断壮大，仅以读书会为主的“译丛社”“自修社”“毕业之友社”就吸引了几百名爱国学生参加。1942年，国民党刮起反共逆流，以校长赖琏为代表的西大反动当局，与汉中警备司令部、川陕鄂区绥靖公署相配合，通过向学生发警告信、编造黑名单、拘禁审问、扣发毕业证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记大过处分等方式，疯狂地对革命师生进行政治迫害。西大地下党坚持对师生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无私无畏的胆量、勇气和责任与反动势力进行顽强斗争。1944年3月，校内反动党团与汉中军、警、宪、特相勾结，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实施搜捕行动。同学们再次与反动势力展开荫蔽斗争。抗战胜利前夕，西大抗战刊物《笃行学报》及“星社”“西北风学社”“春秋学社”“北方学社”等学生社团兴办起来，学生抗日救亡的信念更加坚定。1946年，国民党掀起反苏、反共游行。西大校长刘季洪指使特务学生无端制造反共口实，在校内鼓动学生签名，遭到全校师生的强烈抵制。西大党组织及时在城固县城召开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彻底粉碎了校当局反苏反共游行的阴谋。4月初，为揭露校当局对学生自治会的干预和破坏，党组织组成2个“请愿代表团”，分赴重庆、西安，访谈当地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秦风工商日报》刊载了西大学生自治会《宣言》，吁请各界的支持和声援。此时，刘季洪策动纠集校内反动势力，配合军警又捏造出“学生火烧校本部”的谎言，占领法商学院，与自治会相对峙，武装镇压学生，逮捕了党员刘存生等30多名爱国学生。在党的指示下，学生自治会讲求斗争策略，同校内反动党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在法庭上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由于全国民主力量的支持，加之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邯郸《人民日报》、张家囗《晋察冀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时代日报》等全国新闻媒体的声援和支持，被捕的学生全都出狱，使自治会的民主权利得到维护。

抗战期间，北洋大学有近千名师生报名从军。仅1944年，就有300多名师生奔赴前线，有的到农村参加游击战，有的投入抗日救亡新战场，开展武装斗争或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地质地理系郁士元教授，参军时已43岁，仍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被《大公报》称其为“抗战以来大学教授之申请入伍者，此为第一人。”投笔从戎的北洋学子黄诚，下到部队曾做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惨无人道的敌人关押进江西上饶集中营。面对敌人的酷刑烤打，他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虽多次昏死过去，仍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义正辞严地与敌人进行对抗。他说:“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转年，年仅28岁、正值风华正茂的黄诚“临难铮铮风骨好”（陈毅诗），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北洋有些同学，虽没有参军报国，但仍心系着抗日救国大业，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北洋法科的徐谟同学，毕业时参加国家外交官大考，获得状元。抗战中，这位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时刻关心抗日时局。每逢年底使馆办公经费有盈余时，都及时如数归还外交部，同事们都觉得很惊奇。徐谟总是这样说道：“省下一文，前方将士可多一滴汽油，一粒枪弹，杀敌卫国，全赖此也。”

从1938年至1946年间，北洋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在陕南大山里办学7个多春秋，共培养出本科毕业生9257人，大都扎根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为我国抗战期间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北洋专心教书育人，自觉投身抗战实践，既给汉中人民带来生机勃勃的气象，又在抗日烽火中铸就一种“西北联大精神”即：“团结御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兴学强国”的创业精神，“公诚勤朴、矢志报国”的奉献精神，并在陕北、全国广为传播，

五

北洋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天津革命斗争中最为活跃的重要力量。

1946年1月，恢复国立北洋大学，回迁天津。当时，部分学运骨干因全面内战爆发而转移到解放区。学生回津后，在地下党组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学生自治会积极开展工作，学生运动又有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从1945年10月至1948年底，全校师生举行了针对国民党颁布“两个甄审办法”的反“甄审”斗争；进行抗击美军暴行的游行罢课斗争；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斗争；开展以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摧残教育事业为主要内容的“敬师助学”运动及反南迁斗争等。有80％以上的同学参加反美、反蒋游行示威和各种活动，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国兵强奸女大学生事件。令人发指的消息传到天津，北洋大学洪惠如等女同学群情激奋，怒不可遏，火速行动起来，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抗议美军暴行的海报，要求校学生自治会采取行动，抗议美军对我国民族尊严的污辱。校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立即成立“抗暴委员会”，很快贴出壁报、快报和标语，历数美军在华的暴行。北洋联合南开大学共同发表《告全国同学和同胞书》，与全市15所大中学校50余代表成立“天津市学生团体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并派出学生代表于12月29日上午，向正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滨江商厦址）作礼拜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递交抗议书。各校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揭露国民党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把反暴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到月底，各校学生抗暴罢课风潮席卷整个津沽大地。

1947年元旦，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拟安排举办鸡尾酒会，招待驻华各国总领事。一大早，在地下党组织下，北洋大学800多名学生游行队伍，由校自治会理事长程秉元带队，沿途汇合25所大中学校2000余名学生，打着“天津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幅门旗，齐唱《抗暴曲》，高呼“美军滚出去！”等口号，举行抗暴大游行。当北路游行队伍经小王庄、元纬路、金钢桥、东马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烟台道向市政府集中时，与南路千名学生会师。北洋大学的领队洪涛、许显忠和南开大学领队，代表天津学生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今赤峰道图书馆老楼）递交抗议书，通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撤出在华美军。游行至河东美国兵营时，北洋同学书写的中英文字“美军立即撒出中国”大标语，张贴在兵营显要位置。下午，两支队伍前往市政府，包围了封建衙门，向副市长张子奇递交请愿书，提出“就地严惩暴徒”“美国佬滚回去”等要求。队伍行至老西开教堂，美军发生吉普车撞伤1名6岁儿童而狼狈逃窜的事件。愤怒的学生立马把受伤女孩送进医院，又调转队伍，直奔市政府，要求市长杜建时惩办凶手。经一番谈判，杜应允了学生提出“美军撤出天津、追查惩办肇事者”等4项条件。结果这天晚上，伪政府安排的酒会泡了汤。1月3日，北洋等校再次举行大游行，要求驻华美军惩办凶手，强令其立即退出中国。经连续不断抗暴斗争的冲击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美国被迫宣布其驻天津、北平、青岛各地的美军陆续撤退。天津这场以爱国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斗争，使中华民族的正气得到申张。对此，党中央发出指示，对天津学生的抗暴斗争作出“成绩甚好、影响甚大”的高度评价。5月4日，天津各大中学校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迅速在津城展开。北洋大学最先行动，以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内战。5月17日，清华大学传来罢课的消息，北洋立即响应，迅速召开师生大会，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发表《反内战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宣布罢课，开展反内战运动周。转天，平、津、唐等校代表开会，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组织策划华北学界罢课事宜。5月20日，北洋等大中校学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举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示威游行。北洋大学组织的1500名学生和南开大学组织的800名学生，举着标语和旗帜，冲过警察设置的重重封锁线，行进到元纬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上天仙美琪电影院（今人民剧场）和迪化道（今鞍山道）一带时，竟遭到在光天化日之下早就埋伏好的约250余名自称是“平乱会”流氓、特务及国民党军警的追逐、袭击和殴打。当场有6名同学被砖头石块击中前额，昏倒在地，血流不止。10名同学受重伤、67人受轻伤、23人被军警逮捕，酿成震惊天津的“五·二0”血案。这次暴力事件，同学们并未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北洋大学老党员林仁高喊：“同学们，咱们到市政府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去！”北洋大学重新组织300名学生，浩浩荡荡地直奔伪政府大厅，当场撕碎了蒋介石挂像，包围了办公室。陈国雄、洪惠如、程秉元等北洋同学与市长展开2个多小时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杜建时理屈辞穷，被迫接受同学代表提出：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学生个人损失、惩办军警等条件。并派出10余辆卡车护送学生回校，在车上，同学们兴奋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这次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8至9月，北洋、南大、耀华、广东中学等校，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委员合，联合发起反饥饿斗争，利用暑假开展“敬师助学运动”。北洋等13所大中学校代表在广西路青年会召开会议，成立“天津市学生助学运动委员会”，号召同学走向街头里巷，以募捐、义卖、义演等方式开展募款自救活动。有一次，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到北洋大学，在校园内被学生围住，向他义卖罐头、毛巾小物件，他被迫捐款300万元。仅短短1个来月，全市39所学校组成20多个小分队，出动2000多人，共募集资金总额超过计划，达到36000万元。这次活动是解放战争时期，津门青年学生运动参加学校最多、发动最广泛、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运动。10月，由“北系”领导的北洋地下党支部正式成立，王武（张振锐）任书记，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1月，北洋大学获悉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国民党处死狱中的消息后，全校罢课3天，为其举行追悼会，并发表《告全国同学书》，要求为于申冤。12月，正值北洋大学校长和经费“双缺”而陷于停顿的困窘下，唐奇等5名学生代表组成赴南京请愿团，经与反动政府针锋相对的斗争，校长到任，经费到位，师生满意，按期复课。

1948年3月28日，北洋、南大700多名学生赴北大参加学运交流，会上成立华北学联，提出“共生共存，保卫民主”的学生自治会誓词。北平反动当局捍然宣布要查禁取缔华北学联，以此为导火线，华北地区学生掀起反迫害的四月风暴。4月4日，为深入开展反迫害斗争，北洋学生自治会邀请津、唐10余所大中学校的3000名学生来津举行保卫华北学联会议。大会通过决议，给反动当局迫害学联以有力回击。5月30日，平、津、唐12个院校及部分东北学生在北大举行会议，决议成立“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北洋大学联络兄弟校进行罢课。这次反美扶日运动，揭露了国民党的卖国面目，沉重打击了美帝扶日的险恶阴谋，扩大了反美反蒋革命统一战线。8月20日，天津反动当局派军警、宪特，对北洋大学的学生实施抓捕，有36名学生被列入逮捕名单，为天津高校中最多的学校。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王武和纪衡也被当局列入的重点通缉对象。王武从解放区回天津的火车上，知道自已被通缉。但他为营救被捕同学，执意奔走于平津两地，直到把每个学生送往解放区。当时，北洋大学建立临时支委会，由书记沈尔琳和委员扬启绍、聂璧初领导学校斗争，党员发展到20余人，保护了学生的人生安全。11月上旬，南京政府密令北洋大学南迁至福建厦门或江西萍乡，并汇巨款到校，充当诱饵。此事引起北洋师生广泛关注。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校内反复争论，于12月5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了《不南迁决议》。学校团结教育广大师生，揭露国民党南迁的阴谋诡计，认清其反动本质，公开表态“坚决留校不南迁”。北洋的多名资深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呼吁当局重视古国文化，勿使学校遭受浩劫。谌小岑在香港联络龙云等44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发表反蒋声明，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陈荩民与18位教授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反对迁校台湾，要求国民党军退出天津，险些遭到逮捕。在反南迁斗争中，北洋大学组织师生上街宣讲党的城市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维护了群众情绪，稳定了学校秩序，反南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北洋、南大等校牵头联合津门各大、中学校开展的爱国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解放战争中党的第二条战线。

六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负隅顽抗，死守天津。北洋大学临近市郊边缘，国军为筑牢“三线”阵地，把北洋大学周边的树木统统砍光，房屋也被全部拆毁，将学校作为对付解放军的前沿阵地；守军在北洋大学的高层建筑物上修筑“强力据点”，派重兵驻扎，严加把守；还将金汤桥、金钢桥、21号路以北包括北洋大学的地域列为军事第一线。1948年底，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北洋大学地下党组织立即成立“护校应变委员会”，发动师生开展抵御国民党军侵略、反南迁签名，保护校园，迎接解放的活动。在校党支部和张含英校长的支持下，及时有组织地把师生员工转移至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进行妥善安置；把学校多年收藏和购置的图书、仪器、设备转移到该校南楼地下室，完整地得以保存；护校应变委员会适时作出决定，扣留南迁经费，改作应变费用，解决了北洋近千名教职员工、学生和家属的吃饭问题。同时，组成师生纠察队，严密守护校舍，开展护校斗争。12月，成立了陈荩民任主席的“北洋大学临时维持委员会”。1949年1月14日，在解放天津攻城之时，北洋大学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走出校门，配合解放军散发传单，为进攻中的战士当好向导。不少同学协助军方清理打扫战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15日下午，天津宣告解放。北洋大学同学走街串巷，帮助解放军张贴平津前线司令部制订的《约法八章》和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天津市军管会颁发的《布告》。16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等高校4000多名师生，联合举行盛大游行，与广大市民一起热烈庆祝天津解放。北洋学子们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胜利喜悦中，分享着北洋大学这所中华老校，历经漫长、曲折、艰辛、奋斗之路，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获得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参考资料：

①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潮书店印行，1951年4月初版

② 陈得仁编《天津地下党斗争》1992年10月1版1印

③ 姚维斗、黄真主编《“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6月1版1印

④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天津历史简明读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1年6月1版1印

⑤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光辉的印迹》，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1月1版1印

⑥ 林成、才萱、荣德编《天津人不能不知道》，新蕾出版社出版，1996年6月1版1印

⑦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河西党史资料汇编（1924—1949）》，1991年7月1版1印

⑧《今晚报》及网络

图片：

①  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

②  北洋大学参加五四请愿活动

③  北洋大学校友王正廷

④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旧址

⑤  北洋大学学生在王兰庄演讲

⑥  北洋学生谌小岑（后排左1）与觉悟社成员合影

⑦  北洋大学参加西安各界人士抗日动员大会

⑧   西北联合大学校门囗照壁设立的校牌

⑨  《新华日报》等媒体报道北洋学运

⑩  北洋大学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⑾  北洋大学校友马千里

⑿  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

⒀  北洋大学学生孙越崎

（作者单位：河西区方志办）